布劳提出，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结构参数。一是横向的“定类参数”（nominalparameters)，就是说将既定的人口总体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分为许多个类别，比如按照性别、宗教或种族；二是等级性的“定序参数”(graduatedparameters)，即依照某种级别尺度，包括像财富、收入、教育这样一些标准，将个体区分开来。以结构为主导方面的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究这些参数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与互动聚合相联系。当不同参数之间的分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太可能形成诸如此类的互动聚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参数进行分析研究，来说明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形式和程度。布劳的著作体现出他是个“结构决定论者”，“相信比起文化价值观和规范来，能够对社会生活施加更加根本的影响的，是客观社会位置的结构，人们就是分布在这一结构之中。”[58]他的目标是说明社会的各项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变异，而非与个体的态度、信仰或动机有关的因素。根据他的用法，他认为，无须考察社会的全面特征，就可以进行结构性分析。
但不管怎么说，布劳还是提出了与这些特征有关的主张。例如，他认为在小型的口传文化中，亲属关系是分化与整合的主要结构性协调轴心。而工业化社会的情况则与之相反，其特点是“多重异质性”(multiform heterogeneity)，即多个结构参数的复杂交织，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团体联合与互动聚合。他同时指出，当代西方社会正发生着规模可观的结构合并过程。这实际上体现出布劳持有的某种观念，即“单向度”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威胁。[59]
布劳试图基于这些观念来构建其理论，他称之为关于社会结构的演绎理论。该理论的起点是由极其简单的分析术语(例如聚合体或群体的规模）所构成的命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更为复杂的概括性规则。布劳指出，这其中的一些假设是根据“本质上属于心理学范围的原则”而来的。比如有这么一条规则，认为人们更喜欢与和自己有相似属征的他人来往。不过，我们并不能直接根据这样的心理定理，推断出作为分析对象的结构特征。布劳的演绎理论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包括数十条关于“结构效应”的定理，其中有的完全可谓是不言自明(“人们不仅与自己群体的成员来往，还和其他群体的成员接触”)；有的虽然大有商榷余地，也还有些意思（“随着社团中权威的去集中化，各个行政等级之间的非正式交往也会增加”)；有的则颇为新颖，但却存在相当的误解(“高流动率会促进结构变迁”)。在布劳看来，“理论要想体现出社会学的特点，其内涵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的各种特征来说明社会关系的模式，而不是通过所作出的假设，无论这些假设是否能由心理原则推断而出。正是所采用的逻辑阐述本身的性质，赋予说明以结构性”[60]。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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