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对结构参数的考察是社会学的独特属性。这种观念也许颇有些道理，其前提条件是存在某些与之相关的因果特性，可以使“社会学说明”与“结构性说明”相吻合。但我们确定发挥作用的因果关系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尽管说它们显然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并超出行动者就其所为能给出的理由的范围。因此，布劳才会提出这样一个概括性准则，即一个组织的规模越扩大，就会产生越多的内部分化，从而提高它所包含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在他看来，“无须考察组织中个体的动机”[62]，就可以把握这种关系。然而，随着布劳对这一命题的推演，它就逐渐走向了谬误。如果这种概括命题意味着理论工作者可以设定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动机，并在必要时予以详细说明，那么这种判断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这并不是布劳的原意。他明确指出，在他看来，动机（及理由或意图）的确定与概括所涉及的因素其实并无关系。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要想阐明因果关系，必须确定动机。只有在行动者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视为组织规模的增加所带来的新问题、新议程，并对此有所反应的时候，管理人员比例的增长才会凸显出来。[63]
倘若我们更进一步细察，就会发现，布劳所给出的“结构”概括，其实就是行动者用来产生布劳自己所展示的后果的程式。行动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抱有一定的信念，如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在布劳这样的学者看来，这种信息不是分析结构效应时应该考察的因素)，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情况的可能性作出评定。管理组织的那些人对这些问题自有一套实用理论，事实上，他们还可能会十分熟悉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文献。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一命题：随着组织中权威的去集中化，各个行政等级之间的非正式交往也会增加。和关于规模与内部分化之间对应关系的概括性准则一样，这一命题也许是假定了后果的合意图性，即行动者对产生什么后果抱有理由；要不就正好相反，后果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意外。对社会研究者来说，要能说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关键是要分辨出这事情属于哪一类情况。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行动者，是在布劳所确定的概括性准则的指引下行动的。人们之所以采取一项去集中化的举措，很可能就是为了增加不同行政等级之间的某些非正式交往。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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