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知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的。这一关键区别尽管已是老生常谈，但通常只有当进化论学者讨论是否在原人和智人之间存在显著的突变这个问题时，他们才考虑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仅仅将这种反思性看作添加到既有进化过程中的某种新的因素，使自然选择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而已。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了任何打算通过一系列简单、自主的因果机制来阐明社会变迁的做法。理解历史“中”发生的进程的努力不仅构成了“历史”内涵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改变“历史”的一种手段。
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依赖于假设各物种的起源是相互独立的，物种是不可变的，除非发生突变。这些条件并不适用于人类历史。“社会”绝不具有物种那种程度的“封闭”。生物学家可以相当容易地回答“什么在进化?”这个问题，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难以轻易找到“进化单位”(unitof evolution)。[23]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过了（参见边码第163\~168页)，但仍有必要在此重申一遍。进化论学者一般要么谈论“社会”的进化，要么分析“文化系统”的进化，并假定发展程度最高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只不过是从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或“文化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产物。至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文化”，却随着进化论思想家习惯强调的特征的不同而不同。进化论学者和“传播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只能导致掩盖这个问题，因为两个学派往往都将社会或文化看作是许多相互分离的整体，分歧主要在于，它们对影响社会或文化的变迁源泉的具体见解不同。
用盖尔纳的话来说，人类历史绝不是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world-growth story)。盖尔纳论述道，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难以
第五章 变迁、进化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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