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前面引述的那些“调适”定义表明，“调适”概念往往由于它的空洞性，总是出现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说明”中。某些社会或者某些类型的社会已经存在了一段时期，而因为这些社会已经存在，所以它们必定（是历经选择性调适而）幸存下来的，这样的主张即便有什么价值，也是微乎其微。但那些采用“调适”概念的说明却恰恰常常堕入这种陷阱。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进化论的学者作出如此说明：某个社会事项是由于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所以才幸存下来。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调适能力呢？如果一种社会事项持续存在，而另一种社会事项很快就消失了，那就足以证明前者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这和上面界定调适概念的方式大同小异。不过，即使是比较狭义地理解“调适”，所提出的说明也往往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功能主义，存在的缺陷往往是半斤八两。[19]下面这个例子摘自柴尔德（G.H.Childe）的著作，它的说法很能代表许多相关文献，并且也产生了广泛的实质影响。柴尔德写道：
先谈一个明显的事实：人要是不吃不喝，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不能保证获得足够的食物，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进行生殖活动，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有一种社会提倡某些信仰或制度，导致完全切断食物供给（例如，全部埃及农民被迫终年修建一座超级金字塔)，或终止生殖活动(有一种广泛存在的狂热信念，认定独身是一种美德，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要终止生殖活动)，那么这个社会很快也就会不复存在。透过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食物供给甚至在决定信仰和观念的机制中也是最终控制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假定，维持生计的方法也以具体的方式最终发挥了一种类似的控制力量。可以预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们维持生计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信仰和制度。[20]
235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