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从这个例子得出的启发是，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范畴是极不平衡的。原生国家的例子很难遇到，而且实际上，即使是在我们看来有充分理由属于这一范畴的那些情况，也很难保证它们不是次生国家，因为很可能只不过是以前国家的影响已经销声匿迹了。因此，尽管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推想原初国家的发展方式，但如果以对原生国家的已有知识为基础，来构建有关国家形成的一般过程的理论，就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而如果我们将所谓“次生国家”作为考察国家形成的原型，也就是说，考察那些在一个以前已经有国家、或者存在具有相当集中化程度的政治组织的世界或地区中发展形成的国家，可能会得出远为丰硕的成果。
如果是在一个已经有国家存在的世界中，我们就很容易说明国家或国家形成模式的观念的来源。那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会遵循这些观念来行事。有一件历史事实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日本近代领袖经过慎重考虑尽管也受到大量来自西方的外在压力—所采纳的那种工业发展模式，是从欧美以往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尽管由于近代日本的这一变迁既相当突然，影响又颇为深远，这个例子无疑显得比较特殊。然而，人类不可能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效仿或借鉴其他地方的人们的经验，以补偿自身权力或影响的不足。换句话说，那些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对这一过程所涉及的一系列步骤在此之前不可能一无所知。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国家建设的领导人几乎总是能够在大体上意识到，在集中化的政治形态中，权力会具有何种性质，以什么为基础。据此，我们就能够说明大量有关国家形成和衰亡的现象了。我们不必设想个人或集团对社会变迁一般在心里会有通盘的组织计划，然后再着手贯彻执行。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只限于现代。
那么，利用这些观念重构的国家形成理论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首先必须记住一点，一般化“社会力量”运作的前提，是受其影响的人具有可以具体说明的特定动机。例如，说“人口扩张”是导致国家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动机模式，推动人们对这种扩张（以及产生扩张的各种相关因素）采取某些特定的反应行为。其次，由于存在“世界时间”的影响，意味着影响国家形成的各种主要因素可能会大不相同；一种全面性的说法可能对某些情况适用，但对另一些情况就不那么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将国家形成作为一种片断类型所得出的概括都毫无价值。不过，这些概括可能只适用于范围比较有限的历史语境和时期，而不像绝大多数颇有影响的理论的开创者预想的那样，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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