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必须要考虑人的反思性这个因素，而许多国家形成理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如果对各种局势性条件有所察觉的人类行动者考虑到了这些条件，并且因此在行动中顾及这些条件，那就不能将它们当作和法则的“边界条件”相类似的东西来处理。
克雷森和斯卡尔尼克（Skalnik）兼采上述各种理论的精粹，把可以用来说明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都列在了下面。不过，他们指出，在国家形成的具体实例中，有些因素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而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各见差异：
(1)人口增长或人口压力；
(2)战争、征服或者它们带来的威胁；
(3)技术进步或者某种剩余产品的生产；
(4)意识形态和合法化；
(5)既存国家的影响。[51]
这些“因素”尽管在逻辑上似乎具有同等地位，但事实上(5)与其他四个因素的逻辑地位并不一样。要想认真探讨(5）这个因素，意味着考虑我前面所提到的与跨社会系统、时空边缘和“世界时间”有关的所有问题。因此，将这些问题压缩成一个额外“因素”，添加到其他一些已经提到的因素上，绝对是荒谬可笑的。
弗里德(Fried)引入了“原生”(pristine）国家和“次生”(secondary)国家的区别[52]，这一提法此后被广泛采纳。我们可以先从这一区别着手，以此揭示有关问题。在国家发展形成的地区，如果此前不存在任何国家形式，那么出现的国家就是原生国家或原初国家；如果该地区或毗邻地区以前曾经存在过其他的国家形式，新出现的国家就被称为次生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差别至少提供了一种考虑“世界时间”的主轴，同时也将跨社会的关系直接引入分析。我认为，前文有关论述已经表明，根据经验材料来识别哪些国家是原生国家极为艰难。不能将原生国家定义为在孤立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国家。因为，仅仅是对某些政治组织有所“耳闻”，它们的影响就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次生国家。因此，埃及古王国有时被看作原生国家，根据就是它看起来是在一个孤立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尽管有关这一点的考古学证据其实相当匮乏)。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在这一地区以前没有任何已知的国家形式存在过。而此前就已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诸国对埃及的影响，肯定不容小觑。[53]
第五章 变迁、进化与权力
252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