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以卡内罗（Carneiro）的理论为例。图12在形式上再现了这一理论。卡内罗强调战争在国家起源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指出，在所有类型的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定期发生战争，因此仅凭这个因素并不足以说明国家的形成。他主张，当那些卷入战争的集团被限制在物理上有限的农耕区内时，比如说尼罗河谷、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印度河谷、墨西哥山谷以及秘鲁的山谷或沿海地区的河谷，战争往往会导致国家的形成。在这种环境中，由于不太可能向外移民，战争可能会逐渐产生对稀缺资源的压力。既有生活方式在压力下会逐渐受到破坏，这就导致某些集团谋求在军事上压倒其他集团，以集中控制生产。无论对于激发争夺资源的冲突，还是促进管理权威的集中化，人口增长往往都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54]最终，整个河谷或流域会统一为一个酋邦，随着各种管理资源愈益集聚，这一地区就逐渐凸显为一个国家了。然后，国家也许会向外拓展疆域，征服周边民众，使他们归顺。正是在这里(尽管卡内罗没有明言)，理论假定某些类型的动机对于说明国家的发展具有首要的意义。而且，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以前存在的各种政治形式在策略、模式或扩散影响方面所遗留的效应。我们也可以推论说，那些置身于国家形成过程的人，在面对资源的压力和既有行为模式的时候，并没有改变这种行为模式，以更新他们的社会协作方式。人口压力并不一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划分。并且，在这种情境中，逐渐加强集中化控制的趋势并不是不顾参与者的意愿而必然发生的。这些过程可能都涉及了制定强化这种控制的政策的行动者对于所谓“社会需求”的反思性理解，尽管没有人设想的结果会和实际产生的完全一样。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
254
255
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