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是最粗糙的物化思想，也未能看到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的根本意义，因为认知能力依据的主要是实践意识而不是话语意识。有关自身及其他人群社会习俗的知识，须以“应付”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情境的能力为前提，而这种知识巨细靡遗，令人眩惑。在社会活动的实践操作方面，所有具备资格能力的社会成员都掌握了娴熟的技能，堪称专业“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生活持久性的模式化而言，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绝非无关紧要，而是不可或缺。强调这一点无疑有着根本意义，否则我们免不了要重蹈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覆辙，即在这些行动者对其一无所知的现象中探寻他们活动的根源，从而扼杀或贬低行动者的理性，也就是扼杀或贬低在社会实践结构化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行动的理性化。[28]不过，我们也应避免陷入相反方向的错误，即解释学视角和各式现象学里视社会为任人类主体随意而为的创造物的倾向，强调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上述这些做法皆属非法化约形式，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把握结构二重性的概念。结构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生活日常展开的具体情境中，行动在其生产的一刻，也就同时被再生产出来。即使是在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或者说在非常激烈的社会变迁中，情况也是如此。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是“社会产物”并不恰切，因为它容易使我们误以为真有那么一些预先构成的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聚在一起，创造出所谓的“社会产物”。[29]沿用上文的说法，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行动者对自己在日常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知识，脱离了这些知识，结构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在特定描述下，人类行动中总能在话语意识的层面上了解自身的所作所为。不过，在其他描述下，他们所做的事也许会很不同寻常，而对于他们从事的活动进一步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也可能不甚了了。
结构二重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跨越时空的连续性的主要根基；反过来，它又需要以行动者身处日常社会活动绵延并构成这种绵延的反思性监控过程为前提。不过，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限的。行动流持续不断地产生出行动者意图之外的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又可能以某种反馈的方式，形成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有意图的活动创造的，但它并不是某种合乎意图的筹划；它总是顽固地躲开人们将其置于自觉意识指引之下的努力。虽说如此，人类还是始终不断地作着这样的尝试。环境告诉人们，人类是唯一能认识到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造物。这样的境况下，威胁与希望并存。人类正是面对这种威胁和希望，进行着他们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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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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