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理论的重构将首先假定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权力并不是必然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冲突是指利益的分划，还是指各方积极的斗争：而且权力也并不一定本质上就是压迫性的。帕森斯对权力的分析招致了一连串的批评[57]，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他的探讨有助于纠正现有文献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这个定义本身并不涉及权力是否和纯粹的集团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这个定义来看，权力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愚蠢地忽略权力的约束性特征。权力要存在，前提是存在各种支配结构，在社会再生产运作（它们似乎是“不为人所注意的”）的过程中，权力可以借助这些结构“顺利地流通”。因此我们说，暴力及其威胁的形成发展并不是权力运用的典型情况。那些令人感到权力至为深远的效果的历史局势，或者牢固地确立了这种效果的历史局势，其实并不一定充斥着血腥残暴，激烈搏杀，或对立阵营的正面对峙。
不过，指出这些之后，就需要将结构化理论和帕森斯以及福柯所开辟的分析权力的不同思路区分开来。当帕森斯将权力和所谓的“集体目标”联系在一起时，就牺牲了权力概念与利益概念毫无本质关联这一洞见的部分力量。如果说权力和局部利益的实现没有任何逻辑关联，那么它和集体利益或“目标”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帕森斯强调规范共识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从而严重低估了不同规范之间对抗相争的重要意义，而且也忽视了在许多情形下，对行动进行制约时会直接涉及暴力以及对于暴力的恐惧。[58]而另一方面，福柯在重新振兴权力概念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使权力受限于一种尼采式的论调，似乎权力先于真理。虽然原因不同，但福柯和帕森斯一样，对权力的分析始终是不够充分的。“创造历史”进程中包含的能动作用和认知能力与权力问题相关，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都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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