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行社会进化的生物潜能取决于手和脑的进化普遍项。人类的手具有可以分别独立运动的手指，大拇指可以与手掌相对，这都使人手能够借助具有活动关节的手臂，以极为复杂多样的方式来操纵物体。而人脑的发展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物种，使它能够掌握较为低等的动物不能通晓的活动方式和认知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创造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这些特征使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享有许多调适优势。帕森斯认为，无论是对于生物进化还是社会进化，调适概念都具有基本意义。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将调适理解为一定的物种或社会系统类型对环境条件的被动调整适应，而应该在调适的概念中纳入更为积极主动的求生因素。一个“有生命的系统”的调适可能蕴含“主动关注各种能力的把握，不仅包括面对环境中那些不可变更的特性得以幸存的能力，也包括改变环境来满足系统需求的能力”[64]。这通常意味着能够应付来自环境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能够处理引发不确定性的那些情况。总之，任何一种有机体特性或社会特性，只要是有助于增进一个生命系统的长期调适能力，从而构成该系统更高水平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就都是进化普遍项。在生物性进化普遍项和社会性进化普遍项之间，只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别：前者不能扩散，而后者可以。因此，一种调适优势最初产生的条件，可能是和促进这种优势为其他一些社会集团所采纳的条件不同的。
人类生活在社会中，并且创造着文化。而按照帕森斯的描述，文化的符号特征对于调适过程来说至关重要。“符号”代替了基因，成为组织社会进化的要素。虽然社会系统的符号性质是以一系列一般性的有机体能力为基础的，但每一代都不得不重新学习掌握这些符号性质。“文化取向”(cultural orientations）在发挥自身作用时，和基因程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由于沟通是文化的基础，而语言又是沟通的基础，因此，语言是一种基本的进化普遍项；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存在语言。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无论是在一般性的社会组织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变迁中，符号系统都具有某种引导作用。这是因为，符号系统处于人类社会的控制论等级制(cybernetic hierarchy）的顶端。在帕森斯的“行动框架”中，符号系统居于社会系统、人格和有机体之上。物质环境限定了社会中形成的各种行为方式，或者说对它们施加了各种限制，但以最直接的方式调控这些行为方式的，还是文化系统。[65]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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