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形式的文化多少等同于宗教。帕森斯认为，宗教是“即使在最简单的行动系统”中也可以发现的四种进化普遍项之一。其他三种是语言沟通、亲属制度和技术：“它们的存在构成了最低限度的条件，使我们可以称一个社会真正是人类社会。”[66]这些进化普遍项和行动的整体特征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和生物进化的一般框架相关联。我们可以把从最基本的行动系统类型开始发展起来的进化，当作一个渐进分化过程来分析，而分化指的就是功能专门化。分化往往可能导致彼此分离的每一种专门功能都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尽管并不必然如此。也就是说，分化是一种“调适升级”(adaptive upgrading）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分析分化遵循的路线。鉴于社会系统具有控制论的特性，这些分化路线必定是功能性的。系统的复杂性是日益增长的，这不仅仅来源于分裂(segmentation)，而且涉及某些子系统的专门化发展，它们在作为整体的系统的运作中承担更具专门性的功能，还涉及将各功能分化的子系统相互关联的整合机制。[67]这些子系统包括：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整合、政制和经济。它们构成了帕森斯分析的基础。
在最简单的社会类型，即原始社会中，四种子系统分化的程度非常低。原始社会的特征是具有一种特定的“构成性符号体系”(constitutivesymbolism）的系统，它赋予群体以某种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确定的文化认同。这种符号体系总是与亲属关系直接关联，比如说，体现在有关创立这一共同体的祖先神祇的神话形式中。神话既将这个群体维系在一起，又提供了一套解释框架，让它用来应对来自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和各种威胁。原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生活诸领域全面蕴含了构成性符号体系。它进入了宗教、道德和技术活动的领域，渗透其中，使它们融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社会统一体。帕森斯(和涂尔干一样）以澳洲各土著社会为例。这些澳洲土著社会的社会组织几乎完全由亲属关系组成，还包括将它们和各种图腾实践、交换关系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联结方式。若是从经济方面来说，这种联结方式是“最简单的”，依赖狩猎和采集浆果、根茎以及五花八门的食用昆虫。部落群体的地域分布范围相当广阔。但是，虽然它们的构成性符号体系具备确定的地域指涉，然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划分的领土疆界。尽管亲属关系至关重要，但在各种亲属单位之间不存在纵向的分化；社会中也不存在在权力、财富或宗教声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宗族。澳洲各土著社会是依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功能分化的，但除此之外，还包含了由亲属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类似的环节性集团(segmentalgroupings)。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265
266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