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帕森斯将构成性符号体系产生的控制论性质的控制(cybernetic control)看作进化的主导机制，并将这种机制和进化普遍项的调适能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做法肯定很难令人信服。很明显，帕森斯是有意通过采用这样一种思路，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他一些类似理论，只要这些理论也将技术或者更为一般性的经济组织方式看作影响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但他的理论并不比他反对的那些理论更有说服力。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原本是借助类推方式而建立的主张被偷换成了经验论据。在以机械方式控制的系统中，对较低能量的控制论控制可以支配那些耗费更多能量的运动。帕森斯随后便将这种现象与基因合成蛋白质以及细胞代谢的其他方面进行比照，好像生物学类比多少可以使他有关“构成性符号体系”对社会变迁具有控制性影响的主张更能站得住脚。这种纯属臆想的概念类比同时发挥了两种作用。一方面，帕森斯从这种概念类比推出，各种符号和价值在社会进化中具有控制性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著作中，好像这种比拟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上述论点。
我们姑且承认，调适能力的图式再加上构成性符号体系的“控制论”影响，确实能够提供一种说明社会进化的整体框架，大体类似于生物学家用来说明自然进化过程的那种理论框架。那么，在分析人类社会时，对于“幸存”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依旧需要比帕森斯给予更多的关注。它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和“社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生物进化中，幸存和灭绝是截然互斥的情况，究竟是此是彼，取决于形形色色的再生产条件。一个种群如果不能有效地通过竞争获得它所需要的环境输入，就不能使它的基因留传下来，从而就会灭绝。但在社会世界中找不到和这些情况真正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调适能力定义得过于宽泛，把战争动员的能力都包括在内，那么，社会单位显然经常不能成功地“调适”，因为它们经常被其他社会单位征服或破坏。但一种类型的社会一般很少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全部灭亡。而且，如果一个群体被其他群体所殖民或者征服，而不是被彻底清除，在一个有所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它一般还会在相当程度上继续保持以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群体是否算是成功地“幸存”下来了，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认定“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进化论研究的合适分析单位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帕森斯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放在他对社会的实际分类中，以此来回避这个问题。而“原始社会”也缺乏明确界定的边界，这是进化上处在低等状态的标志之一。[75]不过，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观点：究竟什么可以算作一个可以和别的社会区分开的“社会”，这个问题阐述起来要比帕森斯所设定的困难得多，至少，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到来之前，情况就是如此。
第五章变迁、进化与权力
272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