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构成
为社会系统周而复始再生产出来的特征。在对策略行为进行分析时，关注的焦点则是行动者在构成社会关系时，以哪些方式利用结构性特征。既然这里的差别仅仅是侧重点的不同，也就不存在什么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明确界限。而且，关键还在于，原则上只有通过聚焦结构二重性，这两种分析方式才能充分完成各自的任务。对策略行为进行分析，意味着要赋予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以优先地位，并且注重分析行动者在明确的情境边界内所采取的控制策略。互动场景的制度化特性在方法论上被假定为“给定的”。当然，我们必须对这种做法小心从事，因为将结构性特征视为方法论上的“给定因素”，并不等于说它们不是由人的能动作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而只是把分析聚焦于一定群体的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中的活动。我打算指出，对于分析策略行为来说，下面几条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避免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作空泛的描述；要细致阐述动机；要对控制的辩证关系作出解释(见图13)。
我们可以看看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在其《学做工》一书中介绍的研究。[2]威利斯想要分析的是一群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就读于设在伯明翰某个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虽然他研究的群体规模相当小，但研究不仅在细节上令人信服，而且发人深省，意味深长，远超该研究实际开展的范围。我想表明，这项研究非常吻合结构化理论主要的经验意涵。是什么赋予这项研究这些特点的呢?这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威利斯将他所研究的孩子看作无论在话语层面上，还是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对自己所属的学校环境知之甚多的行动者；而且威利斯还表明，恰恰是孩子们对学校的权威系统所采取的反抗态度，通过某种方式导致了一些影响他们命运的意外后果。离开学校后，这些孩子开始接受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当然报酬也不多，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劳动的某些一般性特征的再生产。换句话说，威利斯证明，通过相关的行动者积极主动的参与，约束才会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约束并不是使行动者成为被动接受方的某种外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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