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斯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学校场景中存在的控制的辩证关系。这帮“小子”和他们的老师都是权威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对权威的必要性及其正式目标所分别持有的观点可谓水火不容。老师承认，他们需要听话的孩子的支持，以便他们手头掌握的制约手段能持续发挥作用；而如果频繁地使用惩罚性制约手段，就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该校的副校长评论说，一个学校能否平稳运转，主要取决于学校里是否存在某种道德共识，而它是不能以强迫的方式灌输给孩子的。这位副校长的表现就像是一位娴熟的帕森斯式权力理论家。他认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惩罚性制约手段，因为它们与其说是有效控制的基础，不如说是有效控制失灵的标志：“你可不能像现如今的足球裁判似的，动不动就掏牌。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做是个失败，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讲，他们这么快就被逼得只剩这最后一招了…先是黄牌，而一旦裁判亮了黄牌，他们要么接着把球员罚出场，要么对他在场上的其他任何表现都装看不见。”[7]老师明白这一点，而“小子们”也知道老师明白这一点。因此，“小子们”能够利用这一点。他们通过颠覆教室中的纪律权力机制，确认了自己的行动自主性。而且，他们其实也不是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待在学校里，这对于他们所开创的“反文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学校之外，摆脱了老师们的凝视，他们才能够自由地寻找他们的快乐，而这些活动在学校的场景中总是讨人嫌的。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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