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小子们”的态度和行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完全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借助了自己校外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同时还借助了整个工人阶级共同体在历史上形成的经验积累。那些偏离了学校环境中的规范和预期行为的孩子，有能力利用这些经验财富，改造其中许多内容，以影响学校环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再生产了那些范围更广泛的情境中的各种特征，但他们是以创新而不是机械的方式来参与的。街坊邻里和闹市通衢为青年文化提供了符号形式，更直接地构成了反学校文化中经常提到的话题的来源。威利斯还提到，成年人讲述的和他们上班生活有关的那些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那些有关他们对待权威的态度的故事。父母参与了向孩子传播工人阶级文化的过程，但他们彼此之间显然在行为方式和具体观点上都不尽相同。而且，在形成他们的看法时，父母和孩子之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有些父母表达出的态度和那帮“小子”相差无几，而有些父母则极不赞同甚至强硬反对这些孩子的行为。还有些父母对学校的各种价值观满腹存疑，甚至充满敌意，但他们的孩子却对学校所期待的行为标准亦步亦趋。换句话说，这帮“小子”的活动和来自更广泛社会中的各种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所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国家的学校体系作为一种受到反思性监控的社会现象，利用了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二者的影响都渗透到了这所学校的实际组织过程中(不用说，那里的教师现在也熟知了威利斯本人的研究)。在课程体系组织以及课堂教学安排方面，学校已经多少开始贯彻“因材施教”(progressive）的新方针。“小子们”能够直接接触来自校外社会的学术研究的主要场合之一，就是结合就业指导。现在，根据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向孩子们提供就业指导。就业指导主要是受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测验的影响，在学校内部很受重视。威利斯指出，就业指导虽然笼罩着一层人人平等的光环，但还是强烈地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志向抱负。就业指导集中在“工作”问题上，传播的观念往往和这帮“小子”从父母和街坊以及同一共同体成员那里听到的有关工作的态度和观念形成鲜明对照，而后者却特别对他们的胃口。他们取笑或者漠视就业讲座所发的那些材料。但这种反应还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反应。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洞察了工作的真正特性，而那些听话的孩子还死不认账。不过也许“小子们”真的有这样的洞察力。听话的孩子不得不“费劲地”学习，求得文凭，因为他们不知道投机取巧的窍门。要想在职场上混下去，需要胆量，能够决断，还要善于把握良机。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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