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看出，正是他们从工人阶级既有的劳动环境中耳濡目染并加工发挥的那些观点发挥了作用，使得这帮“小子”逐渐深陷他们离校后面对的那些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这帮孩子与学校的“官方”规范之间形成的断裂的源泉，却以非官方的形式，在学校和工作情境之间建立了延续性。正是反学校文化为这帮“小子”提供了离校工作所遵循的主要指南。无论是这些孩子，还是他们的父母，都认为学校里的权威关系与工作场所的权威关系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认知联系和情感联系，这与学校和工作场所中的“官方”利用制约手段建立的那些联系相去甚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时间维度上延续久远、空间维度上分布广泛的经验基础，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被每一代人重新培养起来，为他们在学校和工作这两个原本相互分离、各不相干的社会世界架通了桥梁。这帮“小子”对于学校的看法引导他们迈向了自己的未来，但是在他们眼中，未来“就那么回事儿”(flat)，反正都差不多，而不是中产阶级特有的那种职业生涯观念，即不断地晋升。因此，“小子们”无所谓具体选择什么工作，逮着一份工作就干，而不是认真仔细地考虑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机会，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个。威利斯清楚地表明，这帮“小子”注定一辈子都得干普通的劳动，尽管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普通劳动”的观念。但是，他们想要立即拿到最丰厚的薪水，而且认定工作总归是没啥意思的。他们受到这些欲望和观念的驱使，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行为。
接下来，我们不妨到更广泛的时空框架里看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存在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再生过程。正是它导致了“小子们”这样的群体的各种情境性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影响了上述的过程。威利斯评论道：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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