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某种方式为社会准备劳动力而言，学校中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过程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家庭、亲友、邻里、媒体，以及工人阶级在生产活动之外的整个经验，也同样关系重大，它们都对劳动力的持续再生产以及劳动力日常参与劳动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还要重视工作场所，无论是其客观方面，还是它产生的作对文化，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对在生产场所之外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反作用，从而导致一种无法预见也往往意外的意义和导向的循环，就像我们在反学校文化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循环关系发挥着作用，最终保存并维持了一种特定的构型。也许，这又和官方政策的本意有所偏离了。[13]
在这里，提到有关劳动力的问题，就和我在第四章举例讨论的转变/中介关系发生了关联。我不打算重复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我们如何可以在分析上从反学校文化的情境性活动的角度出发，推出相关的结构性关系来。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面的社会性总体，它的再生产过程所涉及的结构丛，除了前文所论，还可列举如下[14]：
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工业权威
私有财产：货币：教育优势：职业位置
第一组结构丛左端结构性特征的转变和前文分析的一样。不过，它们是否能够兑换成靠近右端的结构性特征，则取决于劳动契约以何种方式“转化”为工业权威。马克思详尽分析过，资本主义劳动契约的形式与封建秩序下领主和农奴之间存在的效忠纽带相去甚远。资本主义劳动契约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是两个“形式上自由”的行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相遇。这种新型的劳动契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雇佣者雇佣的不是“劳动者”，而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利用货币这种统一交换媒介，劳动力转变成为一种等价物。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类生产体系，它的存在所包含的结构转变过程是不能缺少劳动力这种等价物的。对于雇主来说，抽象劳动可以在量上转化为等价的时间单位，使在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的个体所从事的具有质的差异的工作可以被相互换算。劳动契约通过经济权力转变成为工业权威。一旦绝大多数工人沦为无产者，雇主作为一个阶级就能够对工人行使这种经济权力。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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