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些关系要能够存在，条件是“货币所有者必须在市场上和自由劳动者相遇，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5]①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必须”理解为马克思就其分析的现象所作的功能“说明”，至少是暗含了这样一种“说明”，仿佛这一陈述确实说明了这些现象何以发生。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析确实带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姑且承认，完全可以按我提出的办法来解释这里的“必须”，亦即只是设问待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涉及资本主义的早期起源，而且须联系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的制度秩序的持续再生产，因为没有什么机械力量可以确保再生产过程日复一日、代代相传。
威利斯对这帮“小子”在具体情境中的行动的研究有助于指明，上面所指出的结构性关系是如何在行动中得以维持并再生产。由于“小子们”对社会系统“似懂非懂”，尽管他们对工作性质无所谓，却乐意进入职场，从而使自身构成“抽象劳动力”。他们假设所有工作都一样，从而巩固了劳动力的可交换性的条件，而劳动力的可交换性就以结构方式包含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中。这似乎令人痛惜，因为如果威利斯所言非虚，那么这帮“小子”的作对文化恰恰有效地使他们在某些方面比起那些听话的孩子来，更加紧密地把自身的活动与他们所反对的那个秩序的各项制度整合在一起。不过，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中，我们可以发现重要的是不能仅限于从结构中“解读出”行动，反之亦然；换言之，重要的是要抵制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这帮“小子”的情境活动，尽管由于混杂了意想之中的后果和意图之外的后果，显得颇为复杂，但相对于整个制度再生产范围广泛的复杂过程来说，还只是微末一角。如果我们考虑第二组结构丛靠近右端的那些制度特性，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特性使行动者的教育优势可以兑换成分化的职业位置。有一些比较直接的方式，有钱就可以转变为教育优势，而教育优势又可以转换成优势职业位置。因此，私立教育可以用钱来买，而接受私立教育的人比那些受公立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谋得收入较高的职业。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货币、教育优势和职业位置之间的转换，所涉及的再生产循环通路都远为复杂。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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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略有改动，以和英文引文保持一致。—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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