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项研究的主题和威利斯的研究相当类似，尤其是它们都涉及了年轻人对学校和工作的态度。该研究还用各种例子说明了国家对系统再生产所进行的反思性监控的方方面面，这正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根据意大利议会的一项法案，要求登记造册，为所有离开学校找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所有的被访谈对象都是登记在册的人。这项法案既为那些招募年轻人的雇主提供了便利，又考虑给这些年轻人安排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凡此等等。这项研究计划本身就属于当局试图以反思性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努力的一部分。研究由地方政府提供资助，原因部分在于政府以往有关离校生的政策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以前，政府每年向那些没有工作的高中或大专毕业生提供六百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岗位。然而，却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接受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工作。制定这一政策的人对这种反应十分困惑，他们显然一直认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只要有人给他们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就会欣然接受。为了搞明白怎么回事，他们资助了这项研究。
研究报告的作者甘贝塔（Gambetta）在对材料进行分析时，始终紧扣着结构性约束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是，个人在对不同的教育机会进行选择时，是受到外力的“推动”(pushed)呢，还是“自己作的判断”(jump)?如果存在外力的话，这些外力在什么意义上类似于“结构社会学家”描述的那些推动个人步入特定的行动进程的力量？甘贝塔首先总结了调查的结果，他的做法和其他各式采用“结构社会学”立场的研究非常类似。例如，用这种方法，可以证明阶级背景影响了教育选择的性质。一个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概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的四倍。这样的一些差别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它们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存在一些机制，导致了调查所发现的这些相关关系；无论这些影响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它们的效果远不是清楚明确的。因为许多上层阶级的孩子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却进入大学深造。不过，这些调查资料确实表明，影响教育选择的因素可不仅仅是包括那些涉及个人的因素，后者可以有效呈现为各自独立作出的决定的集合。莱博维茨(Leibowitz)曾经综述了大量研究，它们主要在北美地区进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证明，如果用社会经济背景来说明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可以“被说明”的方差从10%到47%不等。[17]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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