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粗糙的相关关系，显然只能模糊地表现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因此，甘贝塔通过统计控制许多可能有影响的因素，更仔细地考察了组间方差的来源。经济差异的指标是每个孩子的家庭收入，“文化资源”则根据父母的教育程度来衡量。控制了这些因素后的结果表明，父亲的职业，这几乎是研究中用来表明阶级背景最常见的一个经验指标，仍然对最终受教育程度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结果还呈现出产生效应的前后序列。工人阶级子弟比起其他阶级的孩子，更可能在早年就被淘汰，辍学去接受最早获得的就业机会。但在那些继续就读的孩子中，工人阶级的子弟却比阶级地位背景较高的孩子更可能进入大学；换句话说，那些阶级地位背景较高的孩子，一旦已经获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他们就可能中断学业。这便提醒我们，阶级地位较高的家庭也许往往多少会自动地保证他们的孩子受教育的年限超出通常离开学校的年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子弟所受到的影响也有上向的“推”力，而不仅仅是下向的“推”力。工人阶级的父母往往不会坚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长期教育，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促使他们这么做，比如有个孩子天赋异禀，或者有特别强烈的动机要留在学校里，等等。
那么，工人阶级子弟是被外力推动这么做的呢，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否因为他们对自己即将面对的生活机会，属于威利斯所说的“似懂非懂”，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落伍”？通过对手头材料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甘贝塔成功地证明，工人阶级子弟比起阶级地位较高的孩子，在作出是继续就读还是辍学这一最初决定时，对缺乏学业成功这一点的反应要大得多。这表明，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会以一种讲求实际的态度，来理解在学校体制中“坚持下去”会面临的重重困难。为什么相比起其他孩子，那些在学校继续就读的工人阶级子弟更可能坚持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给出如下解释：对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比起阶级地位背景较高的那些孩子，继续就读更多是意味着一种价值认同（认同一些在文化上与工人阶级“相异”的价值）。而且相对而言，继续就读的物质成本也更高，因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支持一个孩子在学校读书，比起阶级地位较高的家庭，边际成本要更大。一旦他们认同了这种价值，比起阶级地位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有更高的文化“投资”和物质“投资”需要得到保障。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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