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表意结构也同样承受着权力在社会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影响。因而，我们在把握表意结构的时候，始终应该注意结合支配和合法化的维度。这里，我们不得不谨慎地绕开某些立场。如此一来，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评以及随后引发的争论便将一些相关的论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39]比如，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充斥着语言学色彩，未能揭示出在意义框架里包含了权力的差异。这一批评意见当然已是相当正确，只不过哈贝马斯还要进一步努力，以展现各种“被系统地歪曲了的”沟通形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是他并未能够以此为基础，令人满意地将权力概念与某种制度理论结合起来。要知道，“支配”并不等同于“被系统地扭曲了的”表意结构，因为在我看来，支配正是表意符码存在的条件。[40]我们不能单单从分配的不均衡性来考察“支配”与“权力”，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社会交往(或者我可以说人的行动本身）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这里我们必须联系福柯著作的意涵来考虑，不把权力看成某种本质上令人厌惧的现象，因为它不仅仅只是“说不”的能力；我们也不能设想未来会有这么一个社会，完全“克服”了支配的现象，而这种渴望至少在某些社会主义思潮那里表现得很突出。
如果主张语义学(semantics）先于符号学（semiotics)，而不是符号学先于语义学，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要说清楚以上问题，可以将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意义观与我们能从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出的意义观加以比较。[41]索绪尔（Saussure）认为，在单独的语言单位中不存在任何“肯定确凿的价值”(positivevalue)。如果追随他的立场，建立从“差异”的角度来理解意义的理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强调符号学的先在性。指号领域与意义框架都产生于组成符码的有规则的差异。“回归符码”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者采用的典型策略。但在这种策略下，我们很难甚至无法再切入活动和事件的世界。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认识到，产生意义的符码具有关系性特征，在于社会实践的秩序安排，在于人们“应对”社会活动纷繁复杂的情境的能力，那么这种所谓的“回归”就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了。维特根斯坦本人在放弃早期著作中某些主要观点时，肯定也曾发现这一点，只不过他针对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他早期对语言和意义的分析最终虽说以自相矛盾的悖论告终，但这就像印第安人的攀绳把戏，攀上目标之后就撤梯子，他后期的观点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例行社会实践这一基础。即使是最复杂的符号关联，也是以日常活动中受规则控制的特性所产生的语义学特性为基础的。
第一章 结构化理论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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