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把上表所示术语体系里的“表意”(signification）一词包含的“指号”(signs）等同于“符号”(symbols)。许多作者混用这两个术语，而我则认为，夹杂在符号秩序内的符号是制度“聚合”(clustering)的一个主要向度。[42]指号的多义性（polyvalent)特征蕴含着“附加意义”(surpluses of meaning)，而符号的作用就是将这些“附加意义”凝结在一起，并融入纵横交错的符码，后者有着纷繁多样的意义关联形式，沿循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两种轴线发挥作用。各种符号秩序和相关的话语型态是意识形态在制度方面的焦点。不过，在结构化理论里，意识形态并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符号秩序或话语形式，比如我们不能从“科学”中分离出所谓的“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指的只不过是某些支配关系中的不对等，是它们将表意过程与局部利益合法化联系在一起。[43]
根据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表意结构与支配结构和合法化结构的区分只是分析性的。支配依赖的是两种不同类型资源的调集。一是配置性资源，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各种形式的转换能力；二是权威性资源，指对人或者说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有些类型的配置性资源（例如原材料、土地等等）可能看起来像是具有某种“真实存在”，而结构性特征整体上并不具备这一特点，这我上文业已提到过。就具有某种时空向度上的“在场”而言，这些类型的配置性资源显然从某种角度上说的确具有“真实存在”，但即使具有这种“物质性”(materiality)，事实上，只有当诸如此类的现象融入结构化过程时，它们才成为我在此所用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源。从逻辑上说，资源的转换性特征相当于符码和规范性制约的转换性特征，并与后两者的具体实现有着本质上的密切联系。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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