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受到外力推动的呢，还是自己作出的判断？甘贝塔最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促使他超越了结构社会学通常的界限。他在分析手头的经验材料时，能够从制度视角转向对有目的的行为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社会学傀儡”(sociologicaldopes)。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打算直接探讨甘贝塔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而是要进一步遵循上一章所发展的思路来考虑他的研究。不妨让我重审一下前面对行动约束的论述。首先，不管什么人，如果不是已经受到某种力量的“吸引”，约束就不会“推动”他去做任何事情。换句话说，即使限制行动历程的那些约束十分严格，我们的说明也应该蕴含对有目的的行为的描述。其次，约束是五花八门的。在目前这项经验研究中，重要的是将由各见差异的制约手段所导致的约束与结构性约束相区分。第三，要研究结构性约束在不同的具体行动情境中的影响，就意味着要详细说明，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限制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
我们不妨从后往前探讨这些问题。显然，就第三点而言，甘贝塔的大量论述实际上是和辨识行动者认知能力的界限有关。具体而言，他十分注意揭示父母和孩子对当地劳动市场可能有怎样的了解。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他同样注意分析了行动者在学校环境方面的认知能力。他的研究是一种运用统计手段进行的研究，不可能像威利斯的著作一样提供那么丰富的细节材料。但是，甘贝塔也指出，我们完全可以依据调查材料，推断出父母和孩子对教育的“现金价值”可能拥有什么样的知识。
关于第二点，应该指出，有许多种制约手段会影响孩子的位置；这些与结构性约束的来源之间的区别一望可知。法律规定了入学年龄和最低退学年龄。父母和孩子有时无视这种法律义务，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地区。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法律规定设定了一个框架，甘贝塔所分析的那些类型的决策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作出的。此外，孩子还面对来自父母和学校其他人物的非正式制约。既然父母必须资助那些留在学校继续就读的子女，他们就握有强硬的经济制约手段，影响他们的孩子是否会进一步接受教育；当然，除了这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包含其他更微妙的制约机制。像威利斯那样的研究都相当清楚地揭示了在学校环境中也存在形形色色的这类机制。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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