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最后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研究者要在一个具体的行动情境或一类行动情境中辨识出结构性约束，就得考虑行动者与动机相关的那些理由，而这些动机正是偏好的来源。当约束严重束缚（可行的）备选方案，以至于行动者只剩下一种或一类选择时，我们就可以假定，行动者除了服从别无办法。这里包含的偏好是否定性的，就是希望避免不服从带来的后果。如果情况是行动者“只能这么做，除此别无他法”(couldnot have actedotherwise)，那是因为在行动者必需的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我一直强调，千万不能将这种情况和“除了去做，别无办法”(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混淆起来，后者标志着行动的概念边界；而结构社会学家往往混淆的就是这种差别。当只存在一种（可行的）选择时，对这种限制的觉知，再加上需求，就给行动者的行为提供了理由。正是因为约束，行动者所理解的那种约束，构成了行动的理由，结构社会学才容易省略对行动理由的分析。[21]当然，即使可供选择的范围十分广泛，行动者给行动提供理由的过程也会涉及约束问题。这里，我们又需要小心从事。在任何具体情况中，形式化的偏好模式或决策模式都确实可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分析方式，用来解释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关联，但是它们不能代替借助民族志手段来更为细致地研究行动者给出行动理由的过程。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那帮“小子”的行为。一种“经济”模式无疑可以使我们对他们行动的理由有所了解。他们看到正规教育给他们提供不了什么好的工作前景，实际上就决定一旦有可能，就辍学找工作，以便减少损失。不过，如果只是这样来表述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传达威利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些微妙之处或复杂之处。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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