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东和埃尔斯特将矛盾和行动的意外后果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这种意外后果看作所谓“偏离效应”的一种子类，有可能是多个个体有意图的行为的结果。埃尔斯特将这样理解的矛盾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涉及所谓的“反目的性”(counterfinality)，一种涉及“次优性”(suboptimality)。[23]前者和埃尔斯特所说的“合成谬误”(the fallacy ofcomposition）有关。这种错觉认为，在一些既定的情况中，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可能的行为结果，对于同处这些情况中的其他任何人来说，必然同时也是可能的。例如，某人将他所有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并获得了利息；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所有人都将钱存到银行里，全都会获得利息。
埃尔斯特论述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对许多合成谬误的实例进行重新描述，可以发现这些情况都包含了矛盾的社会关系。当在许多个人的聚合体中，个人的行为方式属于下面这种情况时，就会导致矛盾后果：如果个人孤立地行动，就会产生和意图一致的效果，而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则会产生一种偏离效应。如果演讲厅里的所有观众都踮起脚尖，以便更好地看到演讲者，其结果便是谁也不会达到目的。如果在某个地区，所有的农夫都通过伐树来扩大土地面积，结果就会由于植被破坏导致土壤侵蚀，最终每个农夫的土地都比开始有所减少。不仅没有人有意达到这样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还和处于这一情境中的所有人想要实现的目标恰恰相反；不过，导致这些结果的行为最初意在满足行动者的需求，而且，要不是这种行为变成所有人的普遍行为的话，个人本来是会达到这个目标的。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的讨论。[24]如果经济增长的步伐过快，就会吸纳所有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资源，一旦雇主发现缺乏合适的劳动力，工资就会提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雇主会引进那些可以节省劳动成本的技术创新。虽然说，单个工厂主通过引进技术创新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因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上升了，剩余价值总额以及利润总额就都下降了。一旦某个经济部门的所有工厂主都引进了同样的技术创新，他们的处境就可能比以前更糟。
第二类矛盾关系，所谓次优性，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界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一个博弈论情境中，当所有参与者都选择一个最终会达到均衡解的策略，他们同时意识到，其他的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做，这样所有人都会得到相应的均衡结果。而如果这时他采取另一种策略，他本人就会得到更多。与反目的性的情况不同，在次优性的矛盾关系中，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动以不同方式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假定农夫们组成一个卡特尔，栽种一种特殊的作物，就能确保较高的利润。如果卡特尔成立了，个别农夫要是能够无视卡特尔的协议，从中渔利，而不为其所限，那他获得的利润就会更高。如果所有农夫都意识到情况可以如此，那就根本成立不了什么卡特尔。[25]布东曾经用一种与此大体类似的解释，来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大大扩张。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了和他们的学历不相称的工作，也就是说，要是以他们所干的工作的正式要求来衡量，他们的学历明显过高了。这样就导致了受挫情绪。部分是对这种情绪所作的反应，许多国家设立了所谓“短平快”（short-cycle）的高等教育，设置了一些短期课程，给学生提供更有弹性的短期选择。不过，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课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布东指出，短平快教育的失败可以从与囚犯困境类似的角度来理解。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接受这种教育可能会面对哪些后果，从而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导致了这种次优的结果。研究表明，那些选择短期教育课程的人，确实和那些接受更传统的长期课程的学生一样有机会找到收入优厚的工作。而且大多数学生也了解这一事实。所以，也许有人会出于直觉地假定，会有相当一批学生选择短期课程，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府就这么想。布东指出，这个假设看似一目了然，其实并不那么正确。学生所作的选择和囚犯困境取决于同样的事实，即每个人在选择时，都知道其他人也在根据同样的可能作出选择。学生实际上是通过选择长期教育，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机会，即使有些人可以通过选择短期课程以获得更多的好处。[26]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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