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汉姆的研究还成功地避免了和内生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假定，不论学者研究的是什么社会特征，在这方面最先进的那个社会，出于研究的目的，它就成了一个样板。[36]因此，在马克思等许多人的心目中，19世纪的英国现身说法，告诉其他社会，它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英国作为工业上最发达的国家，它所预示的发展道路就是其他国家注定要遵循的。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大概没有几个人还会这样来看英国，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难道这种观点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会随着英国经济的黯然失色而销声匿迹吗？根本不会。今天，是美国这个“经济上最发达”的社会，在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即使在大多数学者那里，这种预设并没有像帕森斯持有的那种进化论观点那么露骨。他们出于某种研究目的，参照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根据社会在这方面的发展水平，将各个社会分等论序排列。诚然，我并不否认这种做法有时也有一些用处。同样，尝试指出不同社会的制度秩序具有哪些共同点，这既合情合理，也属必不可少。但所谓“比较研究”必须名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只有通过对不同社会进行直接比较，才能对所谓“典型”的发展进程进行评价，而不能预先就将任何一个社会看作某一内生发展进程的样板。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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