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汉姆明确揭示道，伦敦城这种显著地位最初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他原因推行的财政措施的一个意外后果。因此，在马克思和其后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商贸经纪和高利贷只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但却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的持久特征。恰恰是因为伦敦城的支配地位逐渐和它在跨国交易中充当的经纪人角色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才是不可能重现的。但是，如果说伦敦城在19世纪早期确立的支配地位实际上是一种意外后果，那么它此后采取的各种捍卫并扩大其权力的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20世纪初以后，英国经济开始面对来自其他发达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日益激烈的竞争。面临此等情形，伦敦城的经济霸权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正像英格汉姆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财政部，它们内部的集团都积极推行各种政策并获得成功，旨在保护伦敦城各组织的特权地位。
英格汉姆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时间”相关问题不同寻常的敏感，十分引人注目。在19世纪早期，伦敦城是在与一定的事件局势的关系中，逐渐形成它的现代形式的。它始终能够维持作为商务活动中心的地位，这既取决于英国作为工业国龙头老大的地位，也取决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关系的进程。在19世纪早期，那些推行财政改革的人相信，英国商人既然已经成功地从荷兰人和法国人手中抢走了昔日的大宗贸易，当然也可以在自由贸易政策与坚持金本位相结合的基础上巩固英国的经济力量。例如，贸易委员会主席赫斯基森(Huskissen)就曾促请人们将英国的地位和前几个世纪威尼斯的地位相比。但是，这种政策影响之所以这样有效，无非是因为存在英格汉姆所描述的特定的阶级联盟。而且他明确指出，伦敦城权力最初得以巩固的条件，截然不同于后来那些维持伦敦城地位的条件。在19世纪，伦敦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角色有一个直接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英国作为工业制造国的成功。而到了20世纪，这一基础不再具备了；英国经济的“工业”和“商贸”部分开始有了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此时，伦敦城已经在国际上确立了世界货币经纪中心的地位，使它能够始终保持它的权力。但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各种环境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伦敦城的繁荣其实可能正是以英国工业的相对衰退为前提的。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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