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汉姆的著作证明，影响伦敦城兴起的那些条件，以及后来维持它特权的那些条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性。也许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伦敦城看作国家的“一部分”，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它的经济权力都深深地依赖各种政治因素。“银行统治”和政府高层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促进了伦敦城在英国经济中的霸权。但是，塑造伦敦城角色的关键，是它在国际经纪业务中的核心地位。显然，那些将国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现象或某种集体行动者的观念，都不能处理英格汉姆分析的这种现象。某些关键的政策因素，例如和20世纪30年代的金本位制相联系的那些政策因素，左右了伦敦城的命运。处于战略位置的不同集团的人，他们之间往往形成各种变幻不定的忠诚关系或者结盟关系。只有从这些关系的角度，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上述的各种政策因素，这些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往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从更为一般的层面上看，和我前面针对那些分析传统国家的研究所指出的一样，从对现代国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汲取类似的教训。我力图证明，如果采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方式或是各种内生观念来研究“国家形态”，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误解。无论是研究传统国家，还是现代国家，现有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那些理论绝大多数都算不上一个恰当的国家“理论”。至少有一点，这些理论所能具有的一般适用性，可能比他们的倡导者所想象的要低得多。当然，像“农业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一般性范畴要是存在的话，那肯定这些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些制度特征也得存在，而且，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国家也可能具有一些共同的动态趋势。但是，表明这些国家的性质是一回事，说明这些国家的发展或变迁进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某些人或集团，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可能多少会了解这些动态趋势，而他们的相关知识也会成为这些趋势本身的一部分，并能够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塑造这些趋势。在一个时间、地点或某个特定的局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换一个场合可能就相对无关紧要，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因素曾经在那个场合中造成过影响。最初导致伦敦城支配工业这一现象的条件，与后来使伦敦城得以维持其地位的那些条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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