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贯强调，弄清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情境中，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局限是什么，对于社会科学至关重要。不过，要进行(3）的考察，前提是对（1）、（2）和（4）各层面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否则我们就倒退到一种幼稚的结构社会学中了。正像我在讨论威利斯的研究时所强调的，在对行动的意外后果和未被认识的条件进行研究时，我们完全能够而且应该抛弃功能主义的术语。在任何一个或者一组行动情境中，究竟什么算是“意外”或者“未被认识”，通常都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发现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考虑相关行动者的认知能力，那就肯定不能成功地完成对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的研究，哪怕许多结构社会学的倡导者认为，正是这样的舍前取后界定了“社会学方法”的专属范围。
第（4）层研究具体说明了制度秩序。这部分研究通过辨识社会系统的主要制度构件，对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诸项条件进行分析。如果研究者已经确定了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原则，就可以明确地指出，究竟是哪些制度形式最为重要，可以被界定为整体性的“社会”。而且，这里我要再次努力强调，只有认识到存在许多例外情况，我们才可以说，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析单位是一个“社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管我们拿什么作为各整体社会之间的划分界限，制度秩序总是会频频跨越它们的。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的划分，通常就是（1）、（2）和(3)、(4)的关系。当然，长期以来，那些喜欢客体主义和结构社会学的人的标志之一就是偏爱定量方法。根据这种立场，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分析那些大大超出任何直接互动情境的社会生活的诸项条件，而我们只有通过分类、测量和统计的方法，才能最好地把握社会生活的制度构件所具有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性质。另有一种观念和这种倾向显然是紧密相连的，它认为，社会科学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去揭示有关社会行为的类似法则的普遍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宏观/微观”的对立，而且有许多学者是有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在那些赞同定量方法的学者眼里，这种方法是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主要基础。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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