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世界是由在特定的具体情境中产生的情境性行动构成的。参与互动的人自己都可以识别这些行动，描述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正当的根据来使用，成为在这些场合以及此后的其他场合中进一步推理和行动的基础。情境性的行动是通过各种社会互动机制产生的，这些机制既超越了具体情境，又对每个具体情境反应很敏感。而社会成员就是利用社会结构来使他们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行动为人理解，显得有条有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既是情境性互动的根本源泉，也是后者的产物；社会结构也被作为一种客观实在被再生产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行动。正是通过社会结构和情境性行动之间的这种反思性关系，并利用了意义对情境的依赖，才能实现展示的透明性（即行为的相互可理解性)。[38]
一旦我们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泾渭分明的划分或者不可避免的对立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一种现象的一些确定特征变化有限，而我们又希望考察这种现象的大量“个例”在这些特征方面的情况，通常就可能需要采用定量技术。但无论是收集还是解释定量材料，它们所采用的程序，在方法论上都和收集那种更为深入的“定性”材料时基本一样。正是因为这一点，甘贝塔的问卷调查研究可以和威利斯的民族志研究一起用来探讨同样一些问题。甘贝塔的材料涉及了大量的个体，而威利斯的只包括了一小群人。甘贝塔的著作运用了大量复杂的调查方法，而威利斯的研究则完全是由民族志报告组成的。但甘贝塔的调查和威利斯的一样，都假定要理解情境性行动和意义，否则，调查者所采用的理论元语言中的各种形式范畴就既显得毫无意义，又没法应用到具体的现象上。如果我们细加详察，就会发现，所有所谓的“定量”数据都是由“定性”材料构成的，即都和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具有索引性，都是处在一定情境中的研究者、编码员、政府官员和其他人所进行的解释的产物。定量研究中也存在民族志研究所面对的解释学问题，虽然说一旦开始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处理”，这些解释学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就会“被掩盖”。调整比例进行测量，消除选择偏差，保证前后使用的各种抽样技术之间没有冲突，等等，这些努力都是在上述解释学问题的范围内进行的。在逻辑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定量方法的运用。不过，它们确实使我们对定量数据的性质有了新的估价，这和结构社会学的某些倡导者的观点大相径庭。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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