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和（2）对于理解（3）和（4）至关重要，反之亦然；所以，我们应该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看作是社会研究两个相互补充而不是彼此对抗的侧面。我们说，在范围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种种互动情境是借助于诸多形式的制度关联而相互协调的。如果从这种制度关联的角度来“勾画”结构二重性的实质，那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对于彼此就都是不可或缺的。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社会研究者应该注意定量数据的产生方式。这是因为，与温度计中水银柱的涨落不同，有关社会现象的数据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孤立确定的现象的“指标”，而总是同时典型地体现了打算用它来“反映”的东西，也就是社会生活的诸般过程。
- 共同知识与常识
不言而喻，如果经验研究不多少告诉我们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新知识，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既然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是在一些具体的情境中活动的，而这些具体的情境又都是时空跨度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这些行动者中有些人看来是新颖的东西，对于别人就未必如此。这里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家。当然，正是在出现了这些“信息鸿沟”（informationgaps）的场合，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才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民族志，这种研究就可以说是说明性的。这是因为，当彼此的文化背景存在某些重要差异的人们相遇时，会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而民族志研究有助于澄清这些困惑。“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想)？”这样的疑问就是邀请人们进入并领会文化上异己的陌生环境。正如温奇(Winch)和其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对于那些已经生活在这等环境中的人来说，这种研究本身也许不会启迪心智。不过，许多社会研究，无论是它们所产生的经验材料，还是可能与它们相联系的理论解释，都对行动者本人持有的信念有所批判。要考察这些研究的批判性意涵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即社会科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揭示了新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可以怎样和对虚假信念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并不打算面面俱到。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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