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批判努力和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与研究所提供的观察及与之相关的理论的逻辑适当性和经验适当性密切相连。舒茨和其他许多学者都正确地强调，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特征一般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行为中所包含的各种信念和实用理论相去甚远。可以说，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是社会理论家，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改变自己的理论，而且在这么做时，都很乐于接受可能获得的各种新信息。社会理论并非学术思想家独占的自成一体的领域。不过，话说回来，常人行动者一般首先关注自己在日常活动中所采用的“知识”的实践效用；而且，社会的制度组织存在一些基本的特征(包括意识形态，当然不仅限于此)，它们限制或者歪曲了行动者对知识的认识。
很显然，自然科学里的“揭示模式”(revelatorymodel)不能直接转用到社会科学上面。对自然世界的常识信念是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矫正的。理解这种情形下发生的过程，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困难，虽然可能会存在一些社会性障碍，影响了人们对科学观念的接受。[39]也就是说，面对新的科学理论和观察结果，常人信念会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它们，并参照它们矫正自己的错误。在原则上，自然科学能够证明社会的普通成员对客观世界的一些看法是错误的，其他一些看法则是正确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不管怎样，情况反正要复杂一些。我已经强调，社会科学的所谓“发现”，对于所涉及的那些人来说，不一定是什么新鲜事。
由于社会科学的客体主义和解释取向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极为含糊不清。客体主义往往将揭示模式十分随意地用到社会科学中。也就是说，它们认为，通过社会科学所带来的启蒙，社会生活中包含的那些常识信念肯定是可以被矫正的。不过，那些受解释学和日常语言哲学影响的学者，已经针对这种幼稚的立场，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我们在描述社会生活时，对于日常语言使用和行动中包含的各种常识信念，不能仅仅看作妨碍我们得出有效观点或者定论的障碍。这是因为，如果不了解组成社会的那些行动者默契于心或者在话语层面明确表述的认识，就根本不可能描述社会活动。经验主义和客体主义只不过是借助社会学观察者和社会的常人成员的共同知识，压制了有关如何产生社会描述的一整套问题。[40]麻烦在于，那些倡导解释形式的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发现自己难以甚或不可能维持批判的锋芒；而其对立类型的传统即客体主义倒是很好地坚持了将社会科学和常识并置。如此一来，社会科学的任务似乎就仅限于民族志，也就是只能进行“视界融合”的解释学研究。[41]这种批判意志的萎缩和幼稚地使用揭示模式一样，在逻辑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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