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大的分歧。[44]
上一段所提到的例子表明，尽管纯粹民族志方法的社会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一般很有限，只是提供描述性的报告，但这种研究往往也会包含批判的环节。虽然这么说并不会影响共同知识和常识之间的逻辑区别，但它确实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在那个批判环节中包含了什么内容，而在其他一些类型的研究中，这种批判环节往往会更明显地得到进一步发展。
下面的讨论中有些简略论及的方面，我在此必须强调一下。在逻辑上分析积累共同知识包含哪些过程，批判常识信念又涉及哪些方面，这些都会引出许多认识论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尽讨论。我在下面只想扼要地提出一些想法，以一定的认识论观念为前提，但在这里我不打算详细论证。我想要主张，对于批判那些被视为常识的常人信念（这里面就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过这种批判并没有任何特别的优先地位)，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于两层意义。社会科学家从事的批判活动就是他们工作的核心，而一旦这些活动证明行动者所持的信念是无效的，或者没有充分的根据，就会对这些信念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所探究的信念构成了行动者做事的理由，那么这种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行动者所持有或承认的信念中，只有一些成为他们做事理由的组成部分。当这些信念受到社会科学的主张或发现所导致的批判，这时的社会观察者实际上是在试图证明，常人就其行为所提出的理由并不恰当。
辨识行动者的理由一般与积累共同知识所引出的解释学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区分我所称的“可信性标准”(credibility criteria）和“有效性标准”(validitycriteria)，这对于社会科学批判理由是否恰当具有重要意义。可信性标准具有解释学的性质，用以表明对行动者理由的把握是如何阐明了在这种理由的影响下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有效性标准关注的则是，在评价哪些理由是恰当的理由时，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事实证据和理论理解的标准。我们不妨来看看人类学文献中广为讨论的著名的“红鹦鹉”的例子。巴西中部的博罗罗人(the Bororo)称“我们是红鹦鹉”。冯·登·施泰嫩（Von den Steinen)、涂尔干和莫斯（Mauss）等人就此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说法要么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玄秘难解。不过，近来有位人类学家有机会到博罗罗部落，实地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了一番研究。[45]他发现，只有男人才这么说；而博罗罗女人往往把红鹦鹉作为宠物来喂养；博罗罗社会中的男人在许多方面都特别依靠女人；而男人和红鹦鹉之间这种与精灵的接触是在女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有鉴于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论：“我们是红鹦鹉”这种说法，既用反讽的形式评论了他们受惠于女人的地方，也同时断定了他们自身在精神上要比女人具有更高的地位。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说法的实质。要对各种以话语方式阐述的信念进行可信性标准研究，一般来说总是取决于研究者能否搞清楚下面一些问题：谁表述了这些信念，是在什么环境中，采用了哪一种话语风格(是平实的字面描述，还是比喻或讽刺等等)，以及表述的动机是什么。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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