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政治活动中的权力和民众支持现象的观察思考。他最初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是打算促进现实的政府治理机制的发展，而人们也确实是这样看待这一论断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广为人知以后，政府治理的实践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追溯这些著作的影响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马基雅弗利式的”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但是之所以会这样，似乎与他的著作的实际内容并无多大干系。比如有一个原因就是，某些享有威望的统治者对马基雅弗利的说法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君主可以应用的原则，臣民一样可以用，甚至那些与他作对的人也可以用。像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样的小册子，在实践当中产生的后果可能曲折多变，枝蔓横生。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一个领域中检验和评价社会科学的各种发现（即所谓职业专家的“内部批判”)，然后径直“应用”到另一个领域（即实践行动的世界)，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社会科学知识更典型的命运与这种图景大相径庭。
当然，称马基雅弗利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尚待讨论，因为在他写作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对社会制度的性质进行系统化的反思。不过，假设我们往后看到18世纪末、19时期初，也许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社会议题进行详细的经验研究。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是社会科学开始拥有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经验证据基础的最初阶段。不过，引人注目的现象倒是社会科学家所发展的各种研究技术，提供的“数据材料”，立即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东西恰恰是用来研究这个社会的。官方统计的飞速发展既是这一过程的症候表现，也是它的物质结果。正是通过使用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人们才有可能收集这种统计材料。这些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与新的管理控制形式密不可分，只有借助官方统计的材料收集活动，新型的管理控制才有可能顺利推行。而官方统计一旦确立，又可以为新的社会分析方式提供条件，例如，从此可以对人口模式、犯罪、离婚、自杀等问题进行经验研究。话说回来，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献又会再次影响那些进行相关统计的人的实践。例如，许多验尸官、法庭官员和其他人，包括那些筹划乃至实施自杀的人，都会阅读有关自杀的文献。[53]
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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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段译文综合参考了慧泉和潘汉典的中文译本：《君王论》，慧泉译，4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君主论》，潘汉典译，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译文有改动。——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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