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历史学家只有借助这些残存物才能进入过去。而历史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搜集那些散见于当下的残存物，复原那些人们推测已经湮没的东西，要在这种混乱上强加某种秩序，修复这些残存物遭到的破坏，将残缺不全的部分拼凑起来，识别其中的关系，辨认残存物的由来，从而确定它的真正性质，是出自往昔的一项实践、哲学还是艺术等方面的成就。[58]
历史学家就是借助那些残存下来的过去的断片，努力复原没有保留下来的那些历史面貌。
我们可以从两种略微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种对历史性质的解释。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学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复原一个失去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看作在某种程度上为历史学家所特有的一种文本诠释技术。根据第一种解释，历史学就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根据第二种解释，历史学的独特性就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但如果我们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两种说法，就会发现它们都没有多少道理。基于奥克肖特举的那个站在街角的人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克肖特用“当下”这个词来指的现象，近似于我所称的“在场”。但是，对在场的限制既体现在时间维度，也体现在空间维度。运用解释方式恢复一个失去的过去，是很难和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分开的，实际上也不应该分开。后面这项工作就是同样要运用解释方式来阐明“水平方向”地散布在全球表面的各种文化差异。因为所有这样的分析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如果哪位读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也不大会赞同我在前文中发展的结构化理论。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奥克肖特的观点看作一种方法论主张，它等于说历史学的独特性就体现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方面；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成为知道如何解释那些过去时代幸存下来的文本或遗迹的专家。这种观点在历史学家中间肯定很有市场，而且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显然专家对文本或物质遗迹的细读和阐释是历史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可能有许多社会科学家也认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工就是围绕着这些界限区分开来的：社会科学感兴趣的那些行动者是活生生的，社会科学家可以直接与其沟通；而历史学家研究的行动者则已经死去，历史学家无法和他们交流。这显然是一项重要的差别，这不仅是因为生者可以回答问题，而死者却不能，而且还因为生者还可以作出回应。也就是说，任何有关这些人的所谓“发现”一旦在他们中间散布开，他们就可能会主动地提出问题，或者改变自己的活动。不过，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可以根据这些界限作出有价值的分工。因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历史学一样，也都是针对文本和其他“二手”资料，或以其为手段而完成的。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相较于必须花在文献材料上的工夫，在直接与其研究对象即行动者的沟通方面耗费的精力可能要有限得多。而且，要领会文本的意涵，也就是用这些文本来描述并例示一定的活动情境，究竟需要解决多少解释性的问题，不仅取决于时间上的“距离”，而且取决于要利用多么有限的材料得出多么重大广泛的结论，以及在解释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差异的程度。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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