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会科学并非研究当下的历史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同样，社会科学并非仅仅关注，也不可能仅仅关注那些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概括，那么，我们又如何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区分开来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像涂尔干(尽管涂尔干是依据另一种思路得出这个结论的）一样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看法在概念的逻辑上是一致的，从思想的角度来看，也是站得住脚的。即使说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分工，那也只是实质研究上的分工，根本不存在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特定种类的文本材料、语言或“时期”，但从事这些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理论中各种概念和固有的两难困境来进行。不过无独有偶，即便是那些关注如何用最抽象一般的理论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也同样不可能摆脱解释文本和其他一些文化对象的诠释学要求。历史学研究就是社会研究，反之亦然。
现在提出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是异端邪说。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历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艾布拉姆斯（Abrams）在讨论历史学家的研究时，概括得非常精彩：
在过去二十年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是出版了相当一批在理论上具有自觉意识的历史研究作品。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以往那些认为历史学原则上不介入社会科学理论世界的观念逐渐成了无稽之谈。社会变迁是由那些意图进取的人创造的。尽管职业历史学家中仍有一些残余分子坚持认为，理论不属于他们的行当，但随着历史学这门学科中公认的代表作品的理论意识日益明晰，而且随着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理论方法日益稳定地明确彼此的融合，这种看法越来越不得人心，不再是构成历史学“制度准则”(institution)坚不可破的有效基础，而是愈益明显地成为一种徒劳的怀旧慨叹。[59]
这里的关键说法是“理论方法的融合”。不论在其他方面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分工，它们都分享着社会理论的有关问题，有关行动、结构和各种形式的说明的问题。
斯通(Stone)富有见地地探讨了艾布拉姆斯提到的过去二十年里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60]斯通区分了社会科学对“新史学”产生影响的几种方式。他同意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和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不可逃避的联系。也就是说，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他们不能完全掩盖那些引导他们研究的理论预设；通过明确地讨论这些理论预设，他们将以往不愿明言的东西坦然讲出。其他一些来自社会科学的影响则更多是方法论方面的。量化方法已经用于研究多种领域的历史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即使单就使用了量化方法而论，这一现象也不容小觑，在历史学中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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