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客体主义和功能主义一度享有的霸权地位的衰落。社会学家确实曾经错误地压制了时间维度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这肯定也是对历史问题的压制。在功能主义那里，时间、历史和社会变迁全被混为一谈。[64]在社会学中，直到大约二十年前，还有两种传统支配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一种是“工业社会理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65]但近来，学者逐渐对这两种传统都不再抱有幻想。二战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传统往往都带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而且还体现了我在前面指出的和进化论联系在一起的几点次要特征。特别是它们往往都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这些发展图式提出了挑战，而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攻击这些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假设。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史学”的影响。“新史学”表明，社会学家针对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提出的许多推测也许都有些根本性的误导。[66]
不过，社会学家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学到了大量的东西，比起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布罗代尔(Braudel)的著作可谓范例，这些作品尽管在“新史学家”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自认为是在“社会学”领域从事研究的人里面却仍是知者寥寥。布罗代尔的著作体现了社会学，特别是由《社会学年鉴》(AnnéeSociologique)群体所传播的社会学，对法国历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早期影响。①无疑，它也在一些方面体现了该群体社会学观点的不足之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也大大克服了这些观点的局限，从而不仅以其内容扎实，而且以其理论成熟，始终给社会学以巨大的启发。布罗代尔想要把握的“结构与局势之间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structure and conjuncture)[67]，与我在结构化理论中用更为详尽的方式努力表现的内容十分相似。布罗代尔是研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但他显然也关注如何将偶然的、短期的因素和历时久远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第六章 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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