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上去，大概没有人会比布罗代尔与戈夫曼的差距更大了。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两位学者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同时提到这两个人都似乎有点可笑。布罗代尔研究的是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而戈夫曼绝对回避对社会活动赖以发生的制度背景的发展进行任何分析。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都始终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时间维度的特殊关注，他们都不把时间仅仅看作一段有先后次序的时期，而是社会再生产复杂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在前面已经努力指出，要探讨那些最为根深蒂固的制度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戈夫曼会对我们大有启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戈夫曼看作分析那些细枝末节或转瞬即逝的现象的理论家。反之，也不应当将布罗代尔视为提倡“决定论的、宿命论的历史学”的学者[68]，仿佛在他研究的广阔历史进程中，个体行动者就像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的玩物。历史是事件通过行动和结构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结构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跨越广袤时空的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
社会的构成
①《社会学年鉴》是1896年由涂尔干与西米昂(Simiand)、莫斯等人一同创立的社会学杂志，对法国社会学(以及此后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与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学年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绝大部分是涂尔干的学生和追随者，一度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年鉴学派”(与后来的“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不同)。而西米昂本人就与贝尔(H.Berr)等人一起被视为1929年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前“新史学”的先驱人物。不过，所谓《社会学年鉴》群体对“新史学”的影响十分复杂，既有直接的学术交流产生的影响，也有思想资源的间接利用。前者尤其体现在哈布瓦赫（M.Halbwachs)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历史学“年鉴学派”的奠基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学术往来，而后者则突出体现在“新史学”援引涂尔干学派的理论来反对“事件史”等方面。分别参见科塞（L.Coser）为哈布瓦赫的Collective Memor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92)一书所写的序言，以及布罗代尔的名文《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收入《资本主义论丛》173\~20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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