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然是指出，当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述之间存在重要的融汇现象，但并不打算只是提倡历史学应当变得更富社会学色彩，而社会学也应当更有历史味些。有一点比这个问题更加关键。恢复社会理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关注，意味着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时，应该将行动、结构和情境性作为理论构建的焦点。
情境性既涉及时间，也涉及空间，因此这里我们可以转而探讨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在知识界中，地理学一直不如历史学时兴，而且讨论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文献也要比讨论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少得多。许多社会学家一直关心“社会学”事实上或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当然，对此有许多种理解方式，就看怎么理解“社会学”和“历史的”这些术语了。但据我所知，很少有学者以同样的兴趣关心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相应关系。这可能不仅因为历史学和地理学具有不同的知识声誉，而且还因为比起时间概念来，空间概念似乎更显而易见一些。空间中的距离明显更容易把握，也便于用概念来处理；而时间中的距离则并非如此。基于这些思维方式，空间似乎就只需留给地理学家来处理；而且，研究空间形式也比较无趣。但是这个结论实际上很肤浅。尽管话说起来有些别扭，但人类确实是既“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他们自己的地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空间构型对于社会理论来说，和时间性的维度一样至关重要。而且，正如我所一再强调的，出于许多原因，从时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要比分别考虑时间和空间更为合适。
19世纪晚期的人文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和社会学有着共同的渊源；与历史学的情况一样，人文地理学也受到涂尔干及《社会学年鉴》的同仁们的强烈影响。在地理学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两位也许是最有影响的人物，拉策尔（Ratzel）和维达尔(Vidalde la Blache)，都曾受过他们的影响。拉策尔有一句名言，“人就是一块土地”[69]，但他同时也强调，社会组织是独立发展形成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涂尔干在拉策尔的著作中，敏锐地捕捉到他想要发展的社会学观念的“潜在盟友”[70]。而维达尔的“生活方式”（genredevie）概念，则直接体现了涂尔干的影响；维达尔的观点为卢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所继承，从而影响了一批法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其中就有布罗代尔。[71]布罗代尔将地中海地区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不是遵循民族国家或以政治方式界定的“欧洲”所划定的边界，这种做法强烈地体现了维达尔的侧重点。不过，此后拉策尔和维达尔在社会学中的影响就不大了。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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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构化理论、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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