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那以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尽管在研究中，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融合还没有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融汇那么广泛，但人文地理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了以往几代学者一贯和社会学保持的密切联系。[72]20世纪60年代的“新地理学”和“新史学”一样，受到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引入的量化方法的强烈影响。传统的观念认为，地理学基本上就是研究区域化问题。现在，这种观念逐渐为以更抽象的方式强调空间形式的新观念所代替。由于“新地理学”积极响应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中出现的思潮，实际上它已经遭到了在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中有强大影响的经验主义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地理学家的著作对社会学的贡献，已经可以和社会学家对地理学的回报相提并论了。这是因为，人文地理学包含了许多和社会学一样的概念，同时也陷入了类似的方法论争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努力阐明，在我看来，地理学概念可以在哪些主要方面融入结构化理论。当然，我并不想让读者认为，赫格斯特兰德及其追随者的著述能够完全代表地理学向社会学提供的全部贡献。只是对于结构化理论来说，它特别重要，个中原因我已经尽力指明。对时间地理学进行适当的批判性考察，可以从中汲取许多具有理论深度的洞见；而且时间地理学还提供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到经验研究中的研究技术。尽管我们随时可以将时间地理学和既有社会研究技术联系在一起使用，但比起后者，时间地理学还是有三个方面略胜一筹。首先，它促使经验研究者更加留心互动的各种情境性因素，特别是在将这些因素和行动者活动经过的环境的物理特征联系在一起时，就更是如此。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社会研究，大多数不怎么愿意考察环境的物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之间的关联。这方面值得赞赏的例外，是芝加哥学派和所谓“生态视角”的理论家们。[73]其次，正是时间地理学促使我们关注处于社会制度核心的日常活动例行化的重要性。第三，时间地理学发展了日常生活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时空路径的观念，同时提供了一种标示并分析社会再生产模式的方式。 [74]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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