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必须强调一点：城市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区区分支之一，并且，我们还要认识到，近来城市理论所取得的发展，已经帮助我们进一步摧毁了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一些无谓的区分。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考察城市的性质，对于分析许多通常被认为纯属逻辑性的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有关微/宏观的问题。在这里，“城市”这个词有些误导。如果说，在大规模社会的组织形式中，城市几乎无时无地不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阶级分化社会中的城市与现代城市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时空组织，那么它就和传统的城市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和那些资本主义工业类型的社会一同起源的。我们没有必要完全赞同卡斯特(Castells）著述的全部论题，但可以承认，他的重要之处在于将城市理论的重点从“城市社会学”转向新的方面，强调城市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76]要想借助结构化理论，对当今工业化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研究方案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分析作为“人造环境”基础的城市生活方式。
从地理学家的著作中，社会学家能学到些什么呢？我想，能学的不367仅是区域化的重要性和研究区域化的技术，而且包括地理学家传统上所谓“位置”（不过我比较愿意使用“场所”这个词）在社会实践的再生产中的重要意义。普雷德（Pred）的作品颇具启发，可以为例。它实际上是将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经验研究与受到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影响的视角结合起来。[77]普雷德十分正确地指出，要想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充分地把握社会互动的“情境性”方面的丰富特征，就要了解“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怎样“在时间和空间中连续不断地与位于特定时空的行动、知识积累和具体个人的生平发生关系的”[78]。在一些特定场所中，诸个体的日常路径取得相互协调，再加上一些研究者所称的“位置感”(sense ofplace)，都是结构二重性的某些特征的具体体现。“日常路径”和“生平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体现了个体生平的连续性，也体现了制度再生产的连续性，而这两种连续性也反过来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在维持本体性安全的过程中，某种位置感似乎非常重要，这正是因为它搭建了一种心理纽带，一边是个体的生平，另一边则是某些场所，它们构成了个体经过的时空路径中的场景。对区域、国族等更大规模的场所的认同感，似乎与局部化的日常生活情境所孕育和强化的认同感颇为不同。对于大范围的制度连续性的再生产来说，后者可能比前者要重要得多。[79]普雷德提出，在研究中应该探讨“takingplace”这种说法所包含的双重含义。①社会活动固然是占据了一定场所的位置而发生的，但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这种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被动地局部化的。人的活动是通过占有和改造自然，从而“占据一定位置/发生的”。在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人造环境中，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
社会的构成
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