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推进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社会科学家在观念上就必须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社会科学话语自身具有的实践内涵。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就深刻地包含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之中，这就意味着观念史的角色事关根本。比如说，斯金纳(Skinner)研究了那些论述中世纪以后的国家的现代话语形式是怎样出现的。他的研究表明，这些话语形式本身就成为构成这些国家性质的重要因素。[55]斯金纳证明，现代国家的性质假定它的公民要了解现代国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它又是怎样运作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斯金纳使我们认识到现代国家具有多么具体而独特的形式，它又是如何与各种话语变迁交织在一起，而这些话语变迁都已经融入了常人的社会实践。
社会科学不能提供那种“引而不发”的（重要）知识，时刻准备着，一旦需要就可以激发出适当的社会干预。在自然科学中，在不同的理论和假设中作出取舍所依据的证据标准，掌握在自然科学专业工作者手中（原则上应当这样，实践当中也通常如此，偶尔也有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①之类的例外)。这些专业工作者在筛选证据、构建理论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些证据和理论所指涉的那个世界的于扰。但在社会科学中，情况就不一样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当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发现带给人们的启示最大时，与自然科学中的情况差别也最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决策者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似乎要少得多。社会科学必然要借助大量它们所研究的社会中的成员已经熟知的东西，而它们所提出的那些理论、概念和发现，又会返回作用于它们所描述的世界。专家的概念工具以及社会科学的发现，与社会生活中包含的各种运用知识完成的实践活动，这两方面的“鸿沟”虽然也存在，但却远没有自然科学中那样泾渭分明。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似乎有限，而且确实也受到了各种限制。不过，要从对所分析的世界的渗透来讲，社会科学的实践后果其实非常深远，过去如此，现在也同样如此。
社会的构成
354
①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在担任农科院院长期间，利用政治力量强行推行自己的学说，压制孟德尔的学说，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控制了苏联生物学界，影响甚至波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李森科主义就用来泛指借助学术外的政治力量干预学术事务。—中译注
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