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探讨，在概念界定方面大致吻合了弗洛伊德对“意识”和“无意识”的典型用法。然而，绝大多数日常活动并不直接受动机激发，这就对弗洛伊德通常采用的动机激发模式提出了质疑。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具体而言，包括失言现象之类似乎微不足道的细小事件或“失误”，都受到动机的激发。弗洛伊德孜孜不倦地力图指明，那些一般或许会被认为是“偶发性”的现象，实际上是有它的(无意识)动机根源的。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确有其透彻独到之处，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但他声称，每一个行为或姿势都受到动机的激发，也就是说，可以将某种确定的“动机”与之相联系，这并不比将行动看成一系列的意图或理由更能说明问题。这种简单化地看待人类行动性质的观点，自有其逻辑上的缺陷。我已多次指出，如果把行动看成一系列行为的聚合，这种概念梳理并不能令人满意。而弗洛伊德的著作关注的主要是行为中明确分界的“部分”(神经官能病征)，所以他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以上这种有缺陷的观念来把握行动概念。但我们不能假定每一个“行为”都有与它对应的“动机”，而应该用某种过程性的视角来理解“动机激发过程”。具体来说，无意识极少直接卷入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其中涉及的关联也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体行动者人格中的心理机制，而是以个体在它的日常生活例行实践活动中所维持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的。
对这一点稍加细述，可以在本章此前和以下的论述之间起到某种过渡作用。我想要提出的主要原理是：普通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体现出可预见的例行活动中行动者在控制身体方面的自主性，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境和个体人格的差异。我们可以在基本的焦虑控制机制中找到本体性安全的心理根源（就像埃里克松所指出的那样，下面我会讨论他的观点)，它们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被安排得等级有序。产生对他人的信任感是基本安全体系最深层的要素，它实质上是依赖父母形象所带来的可以预见且充满关爱的例行常规。婴儿呱呱落地，就既是接受信任的一方，又是给予信任的一方。但孩子们随着自主性的增长，会认识到戈夫曼所说的“保护手段”(protective devices)的重要性。正是这种所谓的“保护手段”，借助交往技巧和其他维护他人脸面的交往习惯，维持着暗含在信任之中的交互性(mutuality)。本体性安全受着这些手段的保护，至于它的维持，则是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由例行活动本身特有的可预见性实现的。在紧要情境下，这种可预见性会遭到很大的破坏。所谓紧要情境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习惯性活动方式受到焦虑的全面扰乱，而基本安全系统无法充分地遏制焦虑。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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