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精神分析理论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其间各种批判、“修正主义”和自封的“正统”层出不穷。不管怎样，自我心理学家沿循了围绕弗洛伊德著作里精神分析思想的“经典”阐述的两条发展主线。他们一方面采纳了由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发展起来的视角，即认为弗洛伊德过分关注压抑和无意识，从而未能充分挖掘行动者身上更具认知性和理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受到社会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家)著作的影响，后者证明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形态纷繁多样。弗洛伊德讨论文化的那些著作虽说在某些方面仍相当重要，但它们本质上都受着19世纪人类学里进化论的束缚。认识到这种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同时承认存在丰富多样的家庭组织形式，从而承认存在丰富多样的早期社会化形式。如果承认这两方面的因素，并对它们作综合考察，就会在一些实质问题上抛弃精神分析理论中那些更为传统的观点，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想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在孩童的发展过程与成人人格方面，各个人类社会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共同之处的。埃里克松在他的《童年与社会》一书中，对这一点作了如下阐述：
精神分析在今日仍贯彻着考察自我的任务…但它的注意力已从集中考察阻碍和扭曲个体自我的各种条件，转向研究自我在社会组织中的根源…漫长的童年期使孩子逐渐成长为技能上和心智上都堪称大师的成人，但这也使孩子终其一生都留有情感方面不成熟的残余。[18]
有些学者继续保持了弗洛伊德对性心理（psychosexual）发展阶段的原初论述中的某些总体要素，同时从社会科学文献里汲取营养，其中最杰出的或许可算是埃里克松与萨利文两人。下文我将借鉴他们的观点，虽说对它们我仍有许多保留与批评之处。埃里克松在他的病例分析报告和文化比较研究两者基础上，区分了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人格发展的一系列阶段。他对婴儿动机倾向和心智能力性质的分析尤其具有说服力。但在我看来，他以在句法上对语言的掌握为标准，来判明孩童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起点，这种做法并不充分。诚如乔姆斯基所言，在句法上掌握语言确实是个体生活中的一次转折，我们很容易辨明它的各种后果，但其缘起却仍然模糊，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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