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社会里，婴儿的初期养育都主要是由承担育儿角色的单个行动者（a single mothering agent)控制的，这一角色几乎总是由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来承担。诚然，人格发展的初期阶段可能会显著地伴随着有机体生理特征所产生的需要或紧张的缓解。但弗洛伊德硬要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决定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框架图式里，而我们需要的则是一种更具弹性的框架，以领会不同社会之间及单个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差异。我们可以这样说，婴儿与母亲之间最初的互动会逐渐积淀下来，融入“无意识”的发展，而步入成年后的社会成员，在其“行动”中所包含的“身体运动”和“身体控制”也都不尽相同。如果我们接受埃里克松的看法，就可以围绕身体如何转化为一种在世上行动（acting-in-the-world）的工具，划分出三种顺次产生的两极对立。第一种，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是“基本信任”（basic trust）与“基本怀疑”（basicmistrust)。新生儿汇集着一大堆冲动，从遗传学角度来讲，生存在一个陌生异己的环境中的他，已经具备了某些先天的自均衡调适机制；母亲的活动提供了关爱与保护。她的不在场并不意味着遗弃，这种感觉的最初产生促成了时空在心理上的“束集”，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信任”(这里我们把它看作一种人格特征)。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交织关系背后的心理动力机制，根源在于身体，在于身体的需要及其满足与控制的形式。
正如埃里克松所言，“因此，婴儿的第一项社会成就，是他可以让母亲不在眼前，而不至于产生过分的焦虑或狂躁，因为她已经同时具备了外在的可预见性和内在的确定性”。可预见性、连续性、同一性(sameness)，这些都提供了“某种基本的自我认同感，其基础…在于婴儿开始认识到，存在一些内在的感觉和影像，自己已经对它们有所记忆或预期，与之紧密相应的还有一类熟悉并且可以预见的外在的人与事”[19]。这里的“信任”相当于信心(confidence)。埃里克松指出，信任与信心之间从很早开始就具备了确定的交互性，即至少存在某种萌芽状态的“可信赖感”(feelingof“being trustworthy”)，并伴随着信任感普遍扩展到他人身上。这当然不是说信任在最初形成时没有产生冲突或张力。正相反，信任的产生是以普遍弥漫的焦虑感为背景的，而控制住这种焦虑感则是人的行为最普遍化的动机源泉。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互动为成长中的个体编织了一张网，不管它编织得怎样，个体从此以后就无法逃脱。母亲这个行动者（也是所谓“概化他人”[generalizedother]①的一位代表）在给予婴儿关怀的过程中，向婴儿施加了社会性的要求，这预示了与日后社会关系的形塑联系在一起的规范性约束。这种共同在场的酬报缓解了不在场导致的焦虑，确立了参与(engagement）与疏离（disengagement）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日常接触之所以丰富多样，基础正在于此。与此同时，婴儿基于对作为行动中介的身体的控制（伴随语言技能的掌握，对身体的控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自主性不断增长，也扩展并整合了这种辩证关系。每个个体都有权通过维护身体隐私和自我统一，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这种权利的具体方式和内涵都会随着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然而，自我还不得不应对社会参与(socialengagement)，同时还必须适当考虑如何在符合交往技巧的前提下承认他人的需要。婴儿还不懂得这些，也不明白这种考虑与脸面之间的关系。贝克尔（Becker）认为，脸面是“一种积极外向以防他人审视和拆台的自我呵护（self-warmth）情感”[20]。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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