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紧要情境”，意思是指发生不可预见的剧烈断裂的情境，影响到为数可观的个体，威胁乃至破坏了制度化例行常规的确定性。我在关注这一点时，并未将重点放在分析这类情境的社会根源上，而是着重考察它们的心理后果，探究这些后果对社会例行生活整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考虑到我已在别的著作中较详细地探讨了紧要情境[32]，这里就只举贝特海姆（Bettelheim）在他的《有教养的心灵》中的讨论为例。这本名著记载了晚近历史上一段臭名昭著的情节，描述并分析了作者和其他人在达豪（Dachau）与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两个集中营里的经历。他写道，在集中营里，“我…目睹情况发生了迅速变化，不仅是人们的行为，也包括他们的人格；比起精神分析治疗可能达到的效果，这里的一切变化都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也总是剧烈得多”[33]标志着集中营经历的不仅仅是囚禁本身，还包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形式受到的巨大扰乱，这是猪狗一般的生存状态所造成的，集中营看守总是不停地威胁要(或真的）使用暴力，食物及其他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也十分匮乏。
所有被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在那些年里都经历了人格上的变化，在贝特海姆笔下，这些人格变化遵循着一系列特定的演变阶段。很显然，这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囚禁初期的日子给绝大多数犯人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许多犯人往往是在几乎毫无警兆的情况下就被迫远离亲朋好友，在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饱受折磨。那些来自中产阶级或先前从事专业工作的犯人，以往一般都不曾与警察或监狱系统打过什么交道，在押送和“进入”集中营生活的最初阶段所经历的错位(dislocation）也最厉害。贝特海姆认为，监狱里和押送途中的自杀主要发生在这些人当中。不过，大部分新犯人都会尽力使自己在心理上远离集中营生活那令人恐怖的压力，努力维持与他们过去生活相连的行为方式。但事实证明，这不可能办到。埃里克松认为处于人的行动自主性核心的所谓“进取心”，此刻已迅速消亡殆尽；盖世太保多少可说是蓄意地逼迫犯人们采取孩童般的行为。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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