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都是那些在集中营里待不满一年的犯人(包括贝特海姆本人）的行为。那些在集中营里幸存了几年的“老犯人”的行为表现则有所不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集中营以外世界的了解和兴趣，把自己纳入集中营的生活，参与作为新犯人时曾感到如此冒犯的种种羞辱人的仪式，仿佛以此能将自己重新构建成行动者。他们往往回想不起往昔生活中的人物、地点与事件。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老犯人最终对压迫者即集中营看守本人产生了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经过重构的人格。贝特海姆认为，这些老犯人之所以模仿捕获他们的人的活动，不仅仅旨在曲意奉承后者，而且是因为将党卫军的价值规范投射到内心深处。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这些事件?阶段的顺序看来是相当清楚的(尽管贝特海姆本人并未这么划分)。生活中的例行常规被扰乱，并且遭到持续不断的蓄意攻击，从而引发了某种高度的焦虑，“剥离”了与身体控制的安全感和社会生活的某种可预期框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化反应。在行为模式的不断退化中体现出焦虑的突然高涨，基于对他人的信任的基本安全系统也就受到了威胁。有些人对这些压力缺乏应付能力，也就这么屈服并被淹没了。有些人则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控制与自尊，从而幸存了较长一段时期。但到最后，至少在大多数老犯人那里，发生了某种“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过程，重新建立起某种(有限且极其含混的）信任态度[36]，包括对权威形象的认同。首先是焦虑被强化，再是退化，然后是重新建构典型的行为模式，这种顺序也会出现在其他方面颇有差异的紧要情境之中。比如在遥无止期的战场上置身炮火之下，在监狱里强遭讯问拷打，以及面临其他一些压力极大的情况。[37]
与此相反的是，日常社会生活在正常情况下包含着某种本体性安全，它的基础是可预见的例行常规以及日常接触中身体方面的自主控制，并随着具体情境变化和个体人格差异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的可逆时间中，个体遵循着例行化的活动路径，这种例行化特征的“发生”，须由个人在共同在场情境下维持的各种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来“引发”。基本安全系统无法充分地遏制焦虑，以防止焦虑“浸没”习惯性活动方式，这是紧要情境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普通的社会生活里，行动者在动机激发之下，乐意维持得体的交往，进行各种“修补”活动，戈夫曼对这些都曾敏锐地予以分析。戈夫曼曾经偶尔提及，之所以存在这些现象，是因为社会生活是某种个人自愿参加的相互保护契约。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行动者可以借助交往技巧这种机制，再生产出“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可将较为基本的张力纳入一定的渠道予以控制。之所以说日常接触的许多具体方面并非直接受动机激发，道理即在于此。话说回来，要将跨越时空的习惯性实践活动整合在一起，还是得有一般化的动机投入。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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