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身体习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的规范性。也就是说，当有他人在场时，行动者总是受着某种义务的约束，要传递特定信息，不给别人留下其他印象……虽说他大可闭口不谈，但不可能停止通过身体习语进行沟通……矛盾的是，如果他想尽可能降低自己传递出的信息量，哪怕这还是会被人看出来，办法就是循规蹈矩地依照人们对他那类人所期待的方式行事。[62]
许多“精神病人”很难适应有关日常接触起始与终结的规范，要不就干脆置之不理。因此，在精神病院病房里的日常接触中，病人也许会抓住工作人员不放，而不管后者作出多少自己想要离开的表示。病人会紧追别人，不管后者走得有多快，护理要是走出病房，病人也会试图跟着一起走出已锁上的门。工作人员要是碰上这种情况，会采取强力手段摆脱病人的追随，也许会尽力挣脱病人的拉扯。这种事情在病房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往往与工作人员一般想与病人培养的同甘共苦感背道而驰。工作人员最终这种匆匆离去体现出的情境若是发生在病院外的世界里，就意味着离去的那个人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割断了追随者诉求的如爱恋一般牢固的道德纽带。当然，在医院病房里的病人身上，这样的意涵也不能说肯定没有。事实上，神智健全者与癫狂者之间的日常接触有许多看似怪异的成分，似乎代表癫狂者针对日常接触的常见框架所作的“实验”。莱恩（Laing）说过，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实践意识及其实际行为中，严肃地思考着哲学家在离群索居的沉思中假想出来的某些问题。他们的的确确为诸如“在怎样的意义上我是一个人？”“世界只是在我感知到它的时候才存在吗？”之类的问题而烦恼，其活动也旨在为这些问题寻求某种非同寻常的答案。[63]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癫狂者的“实验活动”是有关行为暗示和规范制约的，这些都与日常接触直接范围内复杂的身体控制联系在一起。加芬克尔的“信任实验”再现了当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受到质疑时，“正常”人体验到的那种不安状态所带来的某些不快。[64]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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