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现象弗洛伊德作出了以下分析。忘记姓名与在此之前两人谈论过的话题有所联系。在谈论奥尔维耶托大教堂之前，弗洛伊德和他的旅伴刚谈论过居住在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的土耳其民族的风俗。弗洛伊德告诉那人，土耳其人对疾病和死亡抱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如果有医生告诉这些土耳其人，病人已无法可治，他们的反应是“先生，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如果他有救，我知道您会救的”[79]。“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先生”(德语为Herr)这几个词在无意识间与“西诺雷利”“波提切利”和“波特拉菲奥”牵扯到了一块儿。在弗洛伊德脑子里，与这头一件轶事紧密联系的还有第二桩趣闻。与他们面对死亡时的那种宁静淡泊的态度相反，那里的土耳其人在遭受性错乱折磨时表现得非常不安，以至于有人说道：“先生，您必须清楚，如果我再也不能干那事儿，那活着也就没啥意思了。”弗洛伊德在描述他的经历时，克制住自己没讲这件事，因为他的旅伴是个陌生人。他也就此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萦绕在心头的有关死亡和性的主题上移开。他前不久刚在蒂罗尔（Tyrol）地区一个叫做特拉佛依（Trafoi）的小村庄待过，在那儿惊闻噩耗。有位被他称为“无法治愈的性错乱”的病人，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他的悉心关照，但现在终于自杀了。[80]“特拉佛依”和“波特拉菲奥”这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表明，尽管弗洛伊德下决心不谈后一件事，可这一事件已在心理层面上有所显现。
在确立这些词之间的相似关联之后，弗洛伊德认为再也无法把忘记“西诺雷利”当成一起偶然事件了；它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受动机激发的事件。他刻意闭口不谈的东西被移置到另一样信息，即画家的姓名。
这里所确立的关联表明[81],“西诺雷利”这个名字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在这两对音节中，“利”(elli)以原有形式出现于他想起的那两个名字中的一个，另一个则通过将意大利语中的“先生”（Signor）转换成德语中的“先生”(Herr)，纳入一个关联网络之中。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这两个地区常被人们拿来相提并论，在这两个单词的词头之间发生了某种移置现象(见图4)。导致遗忘的关联大多是下意识形成的。在被压抑的主题和使脑子里产生作为替代的姓名的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这些单词所具有的共同音素为基础的，但只有在我们理解了遗忘只不过是压抑的一种结果时，这些相似的东西才会被拼合在一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忘记姓名的例子都属于这种情况：“有时候情况很简单，就是想不起正确的名字；另外则还有一种情况，即在压抑的激发下产生了遗忘。”[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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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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