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对梅林格尔与迈耶的一个例子进行再分析：把“这对我来说负担太重了”中的“der Brust so schwer”说成“der Schwest”。只用发音前置来说明还不够充分。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失言现象解释为无意识层面上在“姐姐”(Schwester)、“弟弟”（Bruder)和可能是“姐姐的乳房”(Brustder Schwester)之间建立的联系。
弗洛伊德总结道：“说话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都必然有它的理由。”[83]这里所指的除了失言现象，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言语错乱，比如暂时性的结巴(stammering)或严重口吃(stuttering)。这些现象都是内心冲突的症状，表现为言语的走形。他认为，在个人专心投入的情境里，比如精心准备的演说或求爱宣言，就不会出现言语错乱的现象。
所有深深映入视界的东西
都清晰地呈现着自己
而那些用来表述事物的词语
也都自由地抵达了目的。[84]
所有的失言现象是否都存在无意识层面上的动机激发？弗洛伊德对此坚信不疑，因为“每一次考察失言现象的具体实例，都会看到这种类型的说明”[85]。
现在让我来比较一下弗洛伊德对失言现象的论述和戈夫曼有关电台谈话的分析[86]，这种比较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潜力，但它实际上对结构化理论颇有启发。戈夫曼在讨论中的关注点与弗洛伊德有很大不同，不过我并不想沿袭前者论证的主题，而是力求梳理出它对评价弗洛伊德有关言语失误的论述有什么意义。电台和电视台里的播音与日常谈话有实质区别，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相当深入地透视这些情境。播音员并不是他们播送的稿子的作者。他们的谈话只是作为预先安排好的次序的组成部分，自己没有权利随意改变方式，除非是一些枝节性的东西。但人们同时又期待着播音员能给人一种“谈吐充满活力”的印象，始终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投入来。播音员要想同时符合这些彼此冲突的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在保证技术上不出差错的同时，说出自己该说的台词来。播音员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似乎没有差错、又不使人感到枯燥的谈话来”[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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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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